《读者》杂志1994年第1期,刊出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新年话〈读者〉》,此文一反惯例,没有署名编辑部,而是直接署了郑元绪的名字。读过这篇文章的圈内人说,郑元绪在做最后的总结。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再回过头去探寻谜底,我们还能看清楚什么?

　　《读者文摘》改名叫了《读者》,每期仍保持三百多万的发行量,大家都很高兴。正值新年度开始,再和读者朋友们谈谈《读者》。

　　《读者》杂志,是一本文化类的综合性杂志,文化味儿一定要浓。它很少登新闻,也不制造轰动效应,而更注重于文化的传播和积累。一篇散文,一则生动的小故事,甚至于一幅小漫画,只要于读者开阔视野、陶性怡情有益,就是好题材。文化是民族的血液。一份缺少文化的杂志将是贫乏而苍白的。有的虽可喧嚣一时,但过后留不下一点痕迹。所以,我们在编发文章时,努力去开掘和体会文章的韵味和底蕴。我们希望经过岁月的冲刷之后,《读者》杂志上的那一页页文字,还能留下较丰厚的文化沉淀。一本好杂志归根结底,要有一批好文章。《读者》杂志不敢奢求,我们想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杂志中找到两篇自己喜爱的文章。并且读得津津有味。

　　还要申明的是,《读者》杂志是一份大众杂志。所谓大众,就是各行各业,就是老少妇孺,就是黎民百姓。这是我们的基本读者。我们的杂志就是为他们办的。所以《读者》杂志就不把目光过多地投射到明星、大腕及各类名人身上,而更加关注周围的芸芸众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捕捉和宣扬凡人们闪现出的非凡的光彩和人性之美。我们都是凡人,这样编起稿来,更自然,更亲切。创刊十三年不改初衷,我崇尚老老实实的办刊作风。认真或不认真,都逃不过读者的眼睛;无声的市场选择,就是对杂志最严厉、最公正的评判。我们知道,从《读者文摘》到《读者》,最要紧的就是信誉二字,就是这两个字,苦心经营十载,却可毁于一旦,务必十分珍惜……

　　读者可能不会从文章背后看到什么,但敏感的编辑们却感到了郑元绪的离意。他娓娓道来,却又内心苦楚。

　　直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心中,郑元绪离开《读者》的缘由仍是一个谜。事业有成,杂志发展如日中天,为何忽然离去呢?有人说,老郑是为了寻求进一步超越自己的方式,还有人认为老郑是由于个人问题……各种猜测与臆想不一而足,郑元绪对此付之一笑,他只是说:"我从中学到大学都在北京读书,父母兄弟都在北京,我在甘肃已工作了27个年头,想家了。"他还戏言:一项工作干得好了,就一定要把那个位置"霸占"到退休吗?

　　而隐藏在这些说法背后的真实原因则是由于个人情感的因素,使他选择了离开甘肃。

　　老郑个性持重,情感发生危机的时候,他总是把这当成个人的事,从来不愿意提及。因此,他在办公室居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朋友们的询问和关切,总是三缄其口。

　　那段时间,工作成为他惟一的选择。郑在处理完改名、调价等工作后,感到自己身心疲惫,一种巨大的累了的感觉环绕着他。他时常会一个人坐在兰山上,坐等月落。

　　一向把郑元绪当师长一样尊敬的彭长城约老郑谈话,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与编辑们的态度:你不能走。不论需要什么代价和补偿,都由我去办!面对彭长城的挽留,郑无言以答,只是摇了摇头。郑元绪虽有去意,但始终没有勇气和力量给自己联系去处。他只是默默地听凭命运的安排。

　　1994年1月,郑元绪决定去广州工作。出版社表示挽留,并考虑换个部门工作。郑婉拒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于对郑元绪的关心,至今仍保留了他的人事档案关系,视他为自己的员工。

　　他在自己50岁的时候,开始重新选择人生。

　　编辑部的人最后集聚在一起。那天的酒喝得很闷。大家的心里弥漫着伤感。1994年4月份,郑元绪平静地离开兰州,登上了南行的列车。站台上很冷清,他没有告诉人们行期。列车快开了,闻讯赶来的胡亚权,无言地看着他,两个人的手紧握在一起。同月,胡亚权重新回到《读者》编辑部主持工作,任常务副主编,彭长城任副主编。主编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陈绍泉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