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独家专访重新开启“李鸿章研究与整理”的深圳学者刘申宁，听他讲述15年参与编纂《李鸿章全集》的幕后故事——
　　
　　也许，是一场学术“地震”
　　
　　8月31日下午，一场学术研讨会静悄悄地在北京翠宫饭店召开了。这一天出入翠宫的人们并不知道，那些衣着朴素的嘉宾都是近代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学术大腕，而这场长达3小时的研讨会，不仅让隐居许久的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再次出山，更犹如在学界扔下一枚“重型炸弹”。
　　
　　这一切，皆因一部2800万字、超过二十四史篇幅、堪称中国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的巨著《李鸿章全集》。日前，这部编纂长达15年的史学巨著终于宣告完成，并将于年底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全集是30多位编写组同仁十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其中70%的内容都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新货”。可以说，海内外的近代史学者都在等着这部《李鸿章全集》的问世。
　　
　　在这部巨著背后，隐藏着一个居功至伟的深圳人，市委党校副校长、近代史专家刘申宁。在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提前独家专访了刘申宁，听他将《李鸿章全集》诞生的来龙去脉，以及15年编纂的幕后故事细细道来。
　　
　　无意中掘得一个历史“宝库”
　　
　　“最早动手收集整理李鸿章文档的是其幕僚吴汝纶。”刘申宁告诉记者，吴汝纶曾编纂一套《李文忠公全集》，包括奏稿80卷、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与电稿40卷，却因夹带的附片、清单、照会及往来文电等被大量删除，数量有限，遗漏较多。李氏文稿资料，长期散置各地，未能整理使用，时至今日，人们研究李鸿章以及晚清的历史，还不得不借助于吴汝纶在90年前所做的工作。
　　
　　1990年，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国家“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的课题，后又组建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当时还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申宁，受聘为这个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却苦于搜集不到更为详尽的李鸿章文稿资料，课题迟迟无法推进。
　　
　　无据可依，使得多年来，国内李鸿章研究一直没能形成规模，更难深入下去。就在学界一筹莫展之时，1991年，为了编《孙子集成》，刘申宁来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却无意中掘得了一个历史学“宝库”。李鸿章的一大批珍贵文档资料原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保存。上海解放前夕，李国超离开内地时未能将所有文档携走，弃之沪上。上世纪50年代初，李鸿章的这批珍贵文档资料开始流散于民间。幸赖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独具慧眼，及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先尽力搜求于民间，后又将已被上海市文管会接管的部分李氏文档转移至上海图书馆，遂使李鸿章绝大部分的文档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这部分材料就是当年吴汝纶选编《李文忠公全集》时，所整理抄录的详本。今日该底本上仍保留着当年吴氏对李鸿章文稿选取时所留下的朱红笔迹。书页中对入选者和删节者皆有所圈记，成为今日校勘《李文忠公全集》的最佳底本。”当刘申宁见到这批“秘而不宣”的馆藏珍品时，长期研究李鸿章的经验告诉他，其数量之多不仅令人惊讶，珍贵程度更是以往未见，他决定，要将这批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文档资料重新开启。
　　
　　最大规模的一次文档整理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顾廷龙就曾组织人抄清了部分李氏奏稿，准备出版一部《李鸿章未刊奏稿》，但迁延多年，未能遂愿。上世纪80年代初，顾先生又将这部分整理稿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决定出版《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度宏心壮志，计划分电稿4册、奏稿8册、函稿5册出齐该书。却由于种种原因，仅出了电稿第1册至第3册便停版，电稿第4册和奏稿第1册已经制出纸型而终未印行，十分可惜。
　　
　　得知上海出版《李鸿章全集》搁浅的消息，刘申宁立刻向安徽黄山书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建议出版《李鸿章全集》。1992年，安徽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达成共同编纂出版《李鸿章全集》的协议，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面，邀请时年90高龄的顾廷龙先生和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共同担任该书主编，同时召集京、津、沪、苏、鲁、皖等地的专家学者30余人，组成阵容庞大的编委会。
　　
　　1993年4月的最后几天，《李鸿章全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最权威的清史学者、李鸿章研究专家从全国各地赶来，那几乎是建国以后近代史领域从未有过的盛会。会议连开三天三夜，就编纂工作的分工、进程等问题做了部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鸿章文档资料的整理工作就此展开了。
　　
　　校样看了七遍，花了八年时间
　　
　　新编《李鸿章全集》虽然汇集了国内诸多单位所藏的李氏文档，但该书的主体版本仍然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李氏文档，占了全书三分之二。
　　
　　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有1500余万字。但奏稿和电稿毕竟有确切时间，整理起来相对容易，总数1万多封、字数达700余万的书信是全集编纂最难的部分。这些书信全是草书书写，首先要把字一一认出来，再加上标点和注解。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而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刘申宁负责编校的。
　　
　　面对着一页页没有日期、“字”“号”不明、字迹不清、前后混乱的信函，真是百废待兴。为了给自己寻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刘申宁面向史学界、考据学界招贤纳士，不料，前来应试的许多史学博士，竟然连“第一关”——完整、准确地抄写出一封李鸿章家书也做不到。不仅如此，作为执行编委，这部2800万字的巨著，刘申宁光是校样就看了7遍，足足花了8年时间。
　　
　　编纂越是深入，刘申宁就越发重新认识了李鸿章。在1862年的奏章中，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他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近代化的历史大势，看到了时代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在1874年底同治末年，李鸿章给朝廷上了名为“筹议海防”的奏折，却未获采用。“如果当时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重海防’的意见，如果海防的两千多万两军费和塞防的七千多万两军费对调，那么中国将会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日本军国主义也不会赢得一步步滋生的土壤。”
　　
　　意义在于研究那个时代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中，凡是涉及到李鸿章的，都会请刘申宁去做历史顾问。刘申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研究李鸿章的权威的学者之一，是因为他掌握了最翔实的史料，并且对史料进行了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懈钻研。
　　
　　15年中，除编纂《李鸿章全集》外，刘申宁还撰写了3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一部是270万字的《李鸿章年谱长编》，一部是60余万字的《李鸿章关系网名录》，还有最重要的一部《李鸿章著述系年》（又名《李鸿章往来文电编年》），长达300万字。可以说，这3本书是研究李鸿章的基本工具，更是阅读新版《李鸿章全集》不可缺失的配套工具。如附有人名索引的《李鸿章关系网名录》，对于系统了解李鸿章与晚清政治史有极大帮助。而且，由于版本众多，目前也不可能出版一部“全校本”，《李鸿章全集》由起草、上奏、选编到刊行，每个环节皆有删节和调整。《李鸿章著述系年》便为李氏文档的各种不同版本提供了馆藏出处，方便研究者查找校勘。
　　
　　如今，39本一套的《李鸿章全集》即将面世，漫长的编纂过程，却让许多青年学者青丝变白发，主编之一顾廷龙先生更是等不及全集的面世，便匆匆谢世。是“重新评价近代史”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们，15年如一日，一箪食，一瓢饮。
　　
　　刘申宁眼中，李鸿章是一整部中国晚清历史。“李鸿章曾经主管着清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一个皇帝。对李鸿章的研究是一流的历史学大课题。”刘申宁说，做李鸿章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李鸿章的时代，“他的一生和整个中国晚清史联系在一起。要是能把李鸿章弄清楚了，近代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也会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