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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真义奚在？
来源：    时间：2007/5/10    阅读：1489次


　　一副概括罗老学术生涯的长联稍涉文史领域的人，大约都知道罗尔纲老先生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知道他经过精严缜密的考证，弄清了许多太平天国史上的重要问题，如金田起义的时间、《李秀成自述》的真伪、军师责任制、洪大全疑案等等。但很少有人知道，罗老也是一位《水浒传》研究家，曾在《水浒传》的作者、原本及“真义”等重要问题上立有一家之言。
　　罗老去世以后，他的学生郭毅生教授写了一副长挽联，上联是:“金田起义何日？着佃交粮何时？军师制、伪降考，探微索隐，阐发幽迹。卓见永垂翰苑，晚生同悼太平天国一代宗哲。”下联是:“洪门创始奚年？水浒真义奚在？金石门、考据学，旁征远引，雅博宏通。巨著长留人间，八方缅怀中国近代史传世名家。”上联写的是罗老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下联写的是罗老在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成就。下联的第二句，“水浒真义奚在”，说的就是罗老研究《水浒传》且立有一家之言的事。
　　二十年前，我作为一家报纸的理论版编辑，曾与罗老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也曾到罗老府上访问过。罗老曾当面向我谈起他研究《水浒传》的事，我看得出，他对这项研究相当重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对《水浒传》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对太平天国史的兴趣还要大。后来，我从罗老赐赠的他的大著《困学集》中得知，原来他年轻时就极为喜爱《水浒传》，并且下功夫钻研过，后来转入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就把《水浒传》放下了，但晚年又把这项研究拾了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水浒传》一家言。
　　《水浒传》何以会受到罗老的青睐呢？我想，这大概与罗老对下层民众的造反、起义一向抱以同情和赞佩的态度有关，与他对中国的民众造反史感兴趣有关。《水浒传》与太平天国史都是民众的造反史，只是一个在书上，一个是历史真实；《水浒传》在宣扬造官府的反这一点上，与太平天国是相通的。由此看来，罗老既研究太平天国史，又研究《水浒传》，就是很自然的了。
　　罗老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两篇学术论文中。一篇是《水浒真义考》，发表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大型考据性学术辑刊《文史》第十五辑上；一篇是《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发表在《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上。罗老对自己的这两篇论文非常看重。《水浒真义考》被他收入到《困学集》中，这本《困学集》是罗老一生所写的可以用于授业传经的文章的结集，所选文章都具有范例作用，《水浒真义考》就是作为“考证文选”被收入的，可见罗老对此文的重视。对另一篇论文，罗老也很重视，他很希望我能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为此他特意寄赠给我一本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
　　我对《水浒传》没有研究，没有资格对罗老的学术观点做出评价。只想把罗老的观点及考证过程简述一下，以供广大读者特别是《水浒传》爱好者参考。
　　《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
　　罗老对《水浒传》的考证，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作者究竟是谁？二是最早的原本是多少回的？三是《水浒传》的真义亦即主题是什么？罗老的看法是:《水浒传》的作者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施耐庵，而是那位写过《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水浒传》的原本也不是一百回本或七十一回本等等，而是七十回本。这个七十回本的主题思想是“替天行道救生民”和“替天行道公平。”
　　《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而不是施耐庵，罗老的根据何在呢？
　　首先，罗老认为，施耐庵其人其事无可考。明人胡应麟就说:“世传施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名字都不可考，事迹更不待说。近世《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据考也系伪造。罗贯中则是一位有史可考、证据足征的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其次，从对《水浒传》与已被确认是罗贯中所著的《三遂平妖传》的对勘中，也可以确认罗贯中应为《水浒传》的作者。罗老发现，两书在赞词、叙事和对待下层民众的态度上，有很多相同或极为相近的地方，这都表明两书皆为罗贯中一人所著。
　　先说赞词的相同。《三遂平妖传》全书赞词仅二十一篇，但竟有十三篇被插入到《水浒传》里。如把《三遂平妖传》记宋朝主帅文彦博战败逃走的赞词，插入《水浒传》里作为记徐宁失甲纳闷的赞词，一个字都没改，只是后者的赞词增加了两句，为的是照应情节。其余十二篇赞词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再说叙事的极为相似。如《三遂平妖传》第八回“野林中张鸾救卜吉”写道:“当时知州将卜吉刺配山东密州牢城营，当厅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字匠人刺了两行金印，押了文牒，差两个防送公人，一个是董超，一个是薛霸，当即押了卜吉，领了文牒，带卜吉出州衙前来。”《水浒传》第八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则与之极为相似:“此日府尹来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该配沧州牢城，……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两个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何其相似！而类似相似之处，还有不少。
　　罗老认为，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显著地表明，二书只有同出一人之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因为从古以来还没有一个“文钞公”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抢劫他人的著作，社会上也不会容许有人这样做，更断断不会是传为“罗贯中的老师”的施耐庵来抢夺他的学生的著作。正因为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所以他才可以把自己钟爱的旧作中的大半赞词和许多叙事内容放到新作里去。
　　罗老还提出了其他证据。例如，明代有人骂《水浒传》的作者“包藏祸心”，“非猾胥之魁，则剧盗之靡”，这说明作者是一个反抗封建统治的人物，而这恰恰与《续文献通考》的作者、明代著名历史家王圻所著的《稗史汇编》记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相印证。罗老又据顾苓《跋水浒图》记罗贯中曾帮助过张士诚，以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两浙淮南舟船方言的熟悉，进一步指明罗贯中确是一位参加过农民起义的“有志图王者”。罗老还指出，《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写的战略、战术，非内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而罗贯中恰恰是一个亲身参加过农民战争的内行。这些，都可以作为两书同出于一人之手的证据。
　　《水浒传》的原本只有七十回
　　《水浒传》的版本之多，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那么《水浒传》原本是怎样的？众说纷纭。罗老的看法是:罗贯中所著的《水浒传》原本，只写了七十回，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到底的小说；而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一个对朱元璋杀功臣不满的人，将罗贯中的原本加以改造、续写而成的。此人先是把原本的楔子“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改作为第一回，使原本的七十回变为七十一回，再把原本第七十回的后半回改写，又加写了二十九回，于是成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总之，《水浒传》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全书本来是一百回，是歌颂投降主义的，而后来被金圣叹“腰斩”成了七十回。总之一句话，是先有了七十回，后来才有了一百回。
　　对这个结论，罗老提出了多方面的证据。罗老从考释“水浒”一词出发，比较了七十回原本和百回本后二十九回半之间各自不同的主题思想，从而证明这两部分内容决不会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水浒”一词，源出于《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意思是歌颂周朝建国开基。罗老认为，罗贯中取“水浒”作为书名，实暗寓了歌颂梁山泊的新兴政权。罗老又认为，七十回本所宣传的，亦即它的“真义”，乃是“替天行道救生民”，“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建立一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社会；而百回本后二十九回半所宣传的，则是“自古江山归圣主”，“神器从来不可干”，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竭力维护封建统治。更主要的是，后二十九回半的作者以指桑骂槐的手法，借写宋徽宗鸩死宋江，来发泄他对朱元璋诛戮功臣的不满，而这一点正是后二十九回半的主题思想。
　　有人曾质疑说，前七十回里也有类似后二十九回半所宣扬的思想，例如阮氏兄弟就唱过“忠心报答赵官家”，“京师献与赵王君”之类拥护皇帝的歌，“聚义厅”还被改名为含有对封建王朝尽忠效死之意的“忠义堂”。这种情况该怎样解释呢？罗老认为，这些与七十回原本的主题思想截然相反的情节，实际上都是续加者为了照应和弥缝所加故事而盗改的结果。罗老为此又提出不少证据。例如，百回本的第七十一回后半部分写道，宋江作了一首《满江红》词，词中有一句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听到“招安”二字便大叫起来:“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这一段，罗老认为就是盗改的。但盗改者太疏忽了，他忘了自己在第三十二回所布置的伏笔，正是由武松首先提出希望招安的。
　　罗老还从对《水浒传》“引首”的分析中，证明后二十九回半是续加的。古典小说常有所谓“引首”，具有概括全书的作用，而所见《水浒传》的“引首”都是只概括到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为止，并没有招安等情节。假如原本中本来就有受招安等情节，那么“引首”肯定不会只概括到大聚义为止。王圻《稗史汇编》所记的“《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也证明七十回原本只到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为止，并无招安之事。明朝人徐复祚写的《三家村委谈》，也指出了《水浒传》“征辽征腊，后人增入”这一事实。这些都说明后二十九回半是别人续加的。罗老还从《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赞词的对勘中发现，插入《水浒传》中的《三遂平妖传》赞词，没有一首是插在后二十九回半里的，这也证明了罗贯中写的是七十回。
　　罗老又考明罗贯中是明朝洪武初年的人。据此他指出，《水浒传》也成书于那时，而那时朱元璋还未杀功臣，所以罗贯中根本不会去写充溢着对杀功臣不满情绪的后二十九回半。即使是写后二十九回半的那个人，也必定是宣德、正统以后的人——他很可能是一位在洪武中被诛杀的功臣的后代，因为在洪武、永乐这两个文网严密的时代，谁敢在讲史的小说里大书特书“韩彭功业人难辨，狡兔身亡猎犬烹”之类的话呢？
　　版本不同，读者的观感和评论自然也就不同。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过一段关于《水浒传》的很有名的话:“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段话曾受到毛泽东的激赏，并在“文革”的“评《水浒》运动”中广泛流传。毛泽东在评论《水浒》时也曾说过:“《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鲁迅和毛泽东说这些话所依据的版本，显然不是罗老所说的七十回原本，而是一百回等其他版本。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罗老曾当面向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考证历史就像做几何题一样。”我不敢说罗老对《水浒传》的考证肯定就像证几何题那样精确，但我可以说，这句话表明了罗老对历史考证之严谨性、准确性的追求。
　　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之间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水浒传》研究便是如此。著名的《水浒传》研究家张国光先生就不大同意罗老的意见。张先生曾来我的办公室介绍过他与罗老的观点的分歧，我觉得他讲的也有他的道理。张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研究《水浒传》的专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拜读之余，由衷地敬佩他的学问。毛泽东对于学术界的争论，曾有过“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这个批示，无疑是对百家争鸣的鼓励。的确，只有百家争鸣，学术才能兴旺，学问才能长进，学术界也才能呈现出生机和繁荣。

　　——李庆坤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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