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又屡屡看到有人倡言复兴汉服，甚至成立了不少互相链接的专门网站——这倒又一次证实了网络虚拟串联的群体极化特征。和历史上几乎所有“复兴”事件一样，这一尝试实际上是以复兴的名义对传统的一次重新创造，它并非返回原典，而是在发明原典。在我看来，它成功的几率是极低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徒劳的，因为它并不具备声称的那些意义。

　　复兴汉服多少被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正如民族主义本身一样，其思想根源却只能追溯到西方。欧洲的许多所谓“传统”，实际上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古老，而是19世纪末的重新发明，因为它们“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作为民族标识的苏格兰褶裙，“名字及裙子本身——在18世纪之前都未被听闻”（《传统的发明》）；的确，它与风笛曾以一种残留的形式存在，但却被大多数苏格兰人视为野蛮的标志。这种追溯性的发明，“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英格兰的一种抗议”。

　　提倡汉服的人无疑也赋予了服饰本身这样一种政治抗议的色彩。在一个前现代社会，服饰往往是种族和文化的标志，中国史上的确也一向重视“衣冠”，但将之视为一种抵抗和坚守的象征，则几乎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政治变动剧烈的时代。理由很简单，作为一种民族自觉的象征，关键正如梁启超所言，在于“对他而自觉为我”，如果不存在一个使自身感到强大压迫感的他者，则这种抵抗本身的意义也就自然地消解了。

　　所谓“汉服复兴”的吊诡逻辑在于：汉服即使复兴，那也实际意味着它的衰落。中国历代服饰变迁，并不存在一个标准模式的“汉服”，因为当它作为一个主宰性的主体力量时，汉族是不需要自身的区别性标志的。有意识的民族自觉，代表着承认自身与他者的平等、甚至低人一等，因此关键在此：现在作为象征物被捍卫的汉服，看似满足我们的自尊，是对传统的致敬，其实质却是在衰落前提下的退而求其次。这相当于承认放弃自己的普遍性而强调相对特殊性，就好象在西医入侵之前，只有“医术”而没有所谓“中医”。金岳霖曾精辟地指出，现代哲学史家研究道学，首先“是把欧洲哲学的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其次才是将道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这其中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强调的中国特性（Chineseness），已经不再是普遍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屈服和后撤。

　　因此，谴责汉族缺乏尊重传统，乃是一个伪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并不构成一个民族，它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世界，它是“天下”——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存在，区别性的标志是荒谬和无意义的，其道理正如人类无须时刻声明自己是人类，因为这一身份首先意味着针对某一对象而发。一项心理调查表明，美国95%的黑人青少年在回答“我是谁”时，提到自己是黑人；但白人青少年却极少把“白人”作为自己主要的身份识别，而会答“学生”等社会性身份，因为弱势群体才会“把少数看成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1]。1964年，美国第一次出现了“白人新教徒”一词，“这个词竟然会被人使用，这就足以表明美国传统上层人士的影响力已遭到巨大削弱，因为这暗示他们也不过是另外一个民族群体而已”[2]。美式英语中曾有不少专门针对黑人的骂辞，其后黑人也发明了不少专骂白人的词汇，这一变迁也寓示着白人地位的相对下降。

　　晚清之前，中国也没有国旗，“它所知道的仅有的国旗是臣仆国家的使节们在进贡时所用的；帝国本身却不需要区别它自己的国徽”[3]。它本身不属于“被分类”之中，而在其外。正如日本皇室也没有姓氏，因为没有这一必要：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存在，它无须区别于其他家族。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学”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在一个“东方学”大会定期召开的世界里，召开“西方学”大会也是不可能的。各族早期的经典如《圣经》、《尚书》等，或地名、族名，也有很多都是通名，因为它们是唯一的存在物，只有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才有必要强调各事物的个别的特殊性。某种程度上，这一被激发的自尊与缺乏自信是硬币的两面而已，一如Thomas Friedman曾说的：“作为领袖人物一旦丧失了实际权力，他就会对所有那些象征性的东西，如代表其职位的服饰、人身侮辱等斤斤计较，竭力维护，因为他除了这些东西外已一无所有了”。

　　将汉族不重视“汉服”传统视为一种耻辱和缺憾，正是一种现时观念的错误：因为它并未意识到，这种缺失并非民族衰微的体现，恰恰却是早先民族过于强大的体现。正如美国白人也不必强调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或“白人音乐”一样。这种民族主义意识通常倒是一种对危机的因应，如近代之前的土耳其帝国，其居民通常从不自认其身份是“土耳其人”——那对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上等人“无异是一种侮辱”，接受这一思想乃是该国的一次主要革命，代表的不是重塑传统，倒是与传统的断然而急剧的决裂[4]。

　　对传统进行再发明，本身是一种现代思想，其背景则是相互冲突加剧的民族主义国家集团。突出和捍卫本共同体的象征性标志，正是这种思想紧绷的产物，因为捍卫的必要性正在于感到需要捍卫的东西受到了侵犯。吉鸿昌在美国佩带“我是中国人”胸卡的故事常被视为爱国故事，但反过来说，假若不是遭受歧视，则这一抵抗姿态就丧失了意义：例如在一个满是中国人的大街上，有人高呼“我是中国人！”——这一幕如果不是荒谬的，那也是令人莫名其妙的。

　　民族自觉是好的，但自觉又导致对象征物本身的质疑：穿汉服的目的是什么？在真正的汉服时代，穿它的目的就是穿戴本身，不为什么；到一个有意识倡议的时代，倡导本身就是其衰落的可靠标志。就像在儒家思想的全盛时期，它是唯一的原典，而今日倡导新儒学的，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这一处境：即儒学不过是可供选择的诸多思想之一罢了。它不再构成一个世界，而仅仅是一个残余的、被小心保存的文物；不再是生活的全部，而仅仅是被客体化对待的某一物品——无论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它。

　　许多“传统”本身也是舶来品。例如旗袍向为满族女子所穿，民国以后忽然成了一般汉族女子的常服，而长袍马褂则成为国定的男子礼服。日本的所谓“和服”本身也是唐时传入的吴服——真正日本的传统服饰，大概是《三国志》里所描写的“贯头衣”吧。按照这方面的原教旨趣主义逻辑，实际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传统完全是出自它本身的，幸好，它也无暇细究，而只不过将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社会动员手段罢了。

　　这种把“传统复兴”客体化和工具化的努力，在一个前现代社会基本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我们人人使用母语，但却讲不清楚母语的语法一样。“汉服复兴”运动号召人们缅怀那个过往的中国，但却明白无误地讲出了真相：正是由于中国本身传统国际秩序的崩溃，“天下”变成了国家，才使这一运动成为可能。一如列文森说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5]。这一运动不过是该过程最末节的又一小小涟漪罢了。

　　最后，“强迫人们从内心崇拜传统，甚至强迫人们怀旧，会使人们逐渐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即传统是否存在自我吹嘘的优点呢？”[5]当然，这一点也许并非那么重要，因为复兴传统仅仅是加强认同而进行社会动员的一个工具。在所有这类事件中，“衰微和复兴令人惊奇地相互混合了，因为往往那些抱怨衰微的人就是带来复兴的人”[6]。活动的活跃组织者通常也是一些内心异常敏感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最快最深地意识到一种内心的挤压感和自我认同的必要性。

　　我同情他们的努力，但拒绝为他们的事业欢呼。不仅因为在我看来这一运动本身逻辑上的漏洞，还有其无望的前景。在一个身份与服饰脱节化的时代，服饰不再是一个人文化、种族的象征，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民族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心灵单位”，外在标志物的意义不是在增强，而是将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