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它们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各有不同，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立了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思想的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明确提出“仁”即“爱人”，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在今天的社会人际关系中，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倡导“仁”、“德”思想，在此基础上，将仁、义、道、德放大到社会层面，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大同理想”给“仁”一个全面的展现、验证的舞台。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大同”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是初步贯彻“仁”精神的社会。也可以认为“小康社会”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
二是“礼”。孔子对古代礼仪发展所作的贡献，在于他把仁学注入了礼学之中，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孔子不满意礼只是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认为人们在施礼时应具有仁爱之心，即仁为实施礼的基础。仁是人的思想根源、感情内涵，礼是仁的外在流露、形式体现。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则何以别乎？”这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们孝顺父母时只有具备了虔诚、尊敬之心才能与犬马区别开来。可见，施礼时，仁是根本，失却了仁，只追求礼，礼也流于形式，变成唯形式主义，使人成为虚情假意、装腔作势的木偶。
三是“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孔子所谓“中”，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其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即不同事物之间，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双方或多方关系的和谐与统一。这个思想被看做是人类面对未来，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时的黄金法则。此外，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尤其为我们主张的和谐社会价值观所认同、接受。
四是“教”与“学”。孔子“教”与“学”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给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思想对世界平民教育、均等教育贡献卓越，是教育公平论的奠基者。对于学习目的，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推崇社会公平价值。孔子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子思想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由于孔子思想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孔子思想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孔子思想在传承历史文化上的自觉努力，它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流。
孔子思想“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新”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孔子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恒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科技、医药以至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极具现实价值，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