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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卢茶”考述
来源:    时间:2007/2/23    阅读:2715次
 皋卢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载的“茶的别名”和南海用以为饮的树 种。日本有一个茶树品种,也名之为“皋芦”。前几年,日本茶学界 为弄清他们的皋芦种和我国史籍所说的皋卢的关系,曾分别致函我国 有关茶叶专家,询问中国现在哪些地方有皋卢茶树?日本的皋芦,是 否即中国古代所说的皋卢或苦艼?这一问,问出了我国对皋卢的普遍 重视。近年来,在我国一些茶叶专著和杂志中,接连提出了不少有关 皋卢的考述,搞清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如湖南农学院陈兴琰教 授《皋卢茶苦茶的考证》一文,通过一年多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 ,就基本上证实了我国史籍中的皋卢或苦艼,与日本皋芦茶不是同一 科属植物的问题。但是,因为讨论还在继续,自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 说清和存在着争议,适巧笔者最近正从事我国方志茶史资料的整理和 研究,对前一段我国皋卢问题的探讨,也获得了某些粗浅的看法,现 将方志中所见的皋卢情况,刊供国内外茶叶专家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我国史籍中皋卢名物演变的情况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卢”一名,始见何时?过去大致存在·7 43·茶史初探秦汉和汉魏年间这样二种看法。前者主要根据《尔 雅》“苦荼”这一茶的记载,把苦荼直接当作皋卢,称其名字“可上 溯到《尔雅》一书的写作时代”。后一种看法,主要根据《桐君录》 的记载,把《桐君录》认为是东汉的作品而得出的结论。笔者在对这 些不同的说法略加查考以后,认为我国文献中的皋卢一词,最早还应 当称之为始于东晋裴渊的《广州记》一书。
  不错,学术界一般认为皋卢是由苦荼音转或沿传而来的。
  但是,如郭璞对《尔雅》的注释所说,苦荼是“蜀人”呼茶的方 言;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卢,则是产于“广州”、“南海”、“南越 ”即今天两广和越南一带的方物。所以,南海一带的皋卢虽然是采用 巴蜀苦荼的音读,但《尔雅》中的苦荼,不指南海的皋卢。
  至于《桐君录》一书,据考证,一般则认为大约成书于南北朝期 间。因此,从这些情况来说,过去关于皋卢始见于秦汉和汉魏说的争 议,实际都是有失偏颇的。
  《广州记》,或作《南海记》,原书早佚,据《唐类函》转引《 北堂书钞》的引文称:“酉平县(古治在今广东惠阳县西)出皋卢, 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这是笔者查考有关史籍以后, 初步认定的我国皋卢的最早可靠记载。这条史料,主要说明这样二点 史实:一是反映在晋朝以前,我国华南一带即已存在采饮皋卢的习俗 ;其二,在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皋卢和茶,如“茗之别名”所示, 是混而为一的。其时,华南一带饮用皋卢,或许以为就是长江流域所 说的茶;而其他地方,则可能认为皋卢即南海一带所说的茶的方言。   至南北朝时,随着荆湖地区茶叶文化的南传,大家逐渐发现和知 道了皋卢与茶叶性状上的差别,从而也慢慢把二者有·843·茶史 初探意识地区别了开来。如我们从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中,就 能够看到这种区分的发端。《南越志》原书也早已散佚,现在从其他 史籍的引述中,还可以找到是书关于皋卢的二点不同记载:其一为《 太平御览》引:“茗,苦涩,亦谓之过罗”,另一是《本草拾遗》引 :“龙川县出皋卢,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 曰物罗。”前一条记载,实际是沿用“茗之别名”的解释;后一条内 容,说明这时已认识到,皋卢只是“叶似茗”;“似茗”也就是非茗 ,开始不再把皋卢和茶视为同一的了。在同一本书里,为什么同时存 在是茗和似茗这样二种牴牾的相反看法?很明显,这只能用当时社会 上对皋卢同时存在着二种不同看法来解释。也即是说:其时一部分人 还习惯沿用“茗之别名”说,一部分人,已采用“似茗”新说,开始 把皋卢从茶中区别出来了。如其后的《桐君录》所示:“南方有瓜卢 木,亦似茗”,慢慢就再不提“茗之别名”的说法了。至唐朝,文献 中把皋卢列为非茗,就更加清楚。如陈藏器《本草拾遗》载:皋卢“ 叶似茗而大,南人取作当茗。”陆羽《茶经》对茶的描述也说:“其 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揲担ト缍∠悖绾 摇保?就把皋卢作为栀子、蔷薇一类非茶属、茶种植物来记述了。所 以,从我国古籍记载的情况来说,线索还是清楚的。至唐以后,除引 述《广州记》等旧说提到“茗之别名”外,所有记载,都只称皋卢为 “似茗”和“非茗”了。
  我国文献中有关皋卢的记载,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皋卢或瓜 卢,只是唐以前的称法,而宋朝以后,皋卢就作为别名和历史的名字 ,而一般改用苦或艼来替代了。如《宋史·崔与之传》中记到,“ 珠崖”(海南岛)当时还不种茶树,其地多“苦·943·茶史初探 ”,民取以代茗,地方官照税茶例,每年收取苦税500缗,民 皆苦之,崔与之到任以后,出榜免之。这里就不再用皋卢或瓜卢,而 改称苦了。又如元陆友的《研北杂志》载:“交趾茶如绿苔,味辛 烈,名之曰登。”这里所说的登,也就是一般记述的或苦。   明清时,我国各地兴起撰修史志之举,对苦的记载也更趋增多 和具体。综括各地方志记载,在苦资料上又出现这样一些变化:如 果说宋元时皋卢只是改称苦的话,至明朝时,例如嘉靖《潮州府志 》所载:“苦艼,叶大而树高,取其芽日干之,味最苦,然性寒,不 宜多食也”,则出现了苦、苦艼并称的情况。从清朝起,苦艼和苦 丁的用法,越来越普遍,以至在清朝末年以后的方志中,大多只采用 苦艼和苦丁为其名字了。在清朝,皋卢除存在苦艼和苦丁这两个基本 名字外,在广东有些地方,如康熙《惠来县志》,还有用“苦蓼”; 顺治《九江乡志》称“茶”;咸丰《境山县志》称“苦增”等方言 或别名。但是,不管宋以后皋卢改称苦、、苦艼、苦蓼、茶和 苦增这些说法,多数方志都注明,“一名皋卢”或“即皋卢”,和古 代文献中所说的皋卢,是同一回事情。
  从总的来说,明清关于苦、苦丁及其异名,所说都是指古时的 皋卢,是代用茶。但是,其中难免不含有同名异物的情况。如海南岛 民国10年《阳江县志》载:“苦丁,生海旁泥淖中,高一二尺,叶 粪田肥根,在地下数百年不化,坝基籍以抵潮,积久淖可成田。”这 里所说的苦丁,明显就不是一般所说“叶大树高”用以为饮的苦叮从 皋卢名物演变的这一情况来说,大致越接近近代,苦艼的方言和俗名 越多,其同名异物、同物异名·053·茶史初探的情况也就越严重 。
  在唐宋以前,不闻有栽培皋卢和苦的记载,当时其野生资源也 多,是华南一带很受重视的饮料。如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诗句所说, “十碗煎皋卢”,在唐朝前后,一般饮用皋卢,是和茶叶一样,大碗 大碗喝的。但至明清以后,可能出于苦资源的减少,以及药典“性 寒,不宜多饮”观点的影响,在茶园中出现了间种苦的制度,而且 一般也不再单独饮用,而开始只作“点茶”和“伴茶”的配料了。如 光绪初年的《广州府志》中载:“西樵号茶山,今山中人率种茶,间 以苦树,森森然望之若刺桐、丛桂。每茶一亩,苦二株,岁可给 二人之食。”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清朝苦资源减少,人们在茶园 中通过搭种苦,但还是保证和保持了点茶、伴茶的供需。可是自上 一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扼煞我国茶业保 护其南亚殖民地茶业的政策,使我国南方种植和点饮苦的习俗,也 随茶业的凋敝而衰落以至灭绝了。这一点,在宣统三年的《南海县志 》中,有一则很好的说明。其称:“西樵山多产茶,出入向以植茶为 业,官山墟有茶市一区,近高街百步石地方。
  近日茶业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 ,市地亦废,今已夷为民居矣。”茶株百不存一,苦当然也是如此 ,所以,我国华南一带延传近2000年饮用皋卢、苦的历史至此 也就慢慢消逝了。
  (二)我国史籍中皋卢与日本皋芦种的关系 我国史籍中的皋卢和后来改称为苦或苦丁的植物,从文献的记 述来看,虽然有一段有“茗之别名”的说法,但其后是清楚的,一致 称其为“似茗”、“非茗”,不属于茶类。这一点,湖南农学院陈兴 琰先生通过对广西龙州县苦丁的实地调查,在其《皋卢茶苦茶的考 证》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我国史籍中所说的皋卢或苦,主要是指 “冬青科的大叶冬青”,这就把古代文献中没有说清的皋卢,基本上 弄清了它是指怎样一种植物。
  但是,如前所说,我国古代文献中的某些作物和植物,一物多名 、同名异物的情况极其普遍,在皋卢和苦的记载中,更是如此。所 以,我们现在对我国史籍中的皋卢和苦,只能说“主要是指冬青科 的大叶冬青”,不排斥某些地方另有所指的这一情况。事实上在我国 近现代的一些植物和药物图志中,也存在着各说不一的例子。如《中 国高等植物图鉴》的释文说“苦丁茶,又名苦沉茶或红眼树,藤黄科 ”;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中,则称“主要为冬 青科植物的枸骨和大叶冬青”;“枸骨茶,又名角刺茶”,“大叶冬 青又名苦灯茶、波罗树、大叶茶”。因此,我国苦茶除上述藤黄科 和冬青科的植物之外,还有没有指别的科属的植物这一情况,还是有 待继续调查揭开的一个疑题。
  再看看日本所说的皋芦,又是怎样一种植物呢?日本的皋芦,是 茶,是茶树的一个品种,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从其别名·253· 茶史初探“苦茶”、“唐茶”、“山茶”、“南蛮茶”和“龟甲茶” 这些称谓来说,也一致是称茶,说明其历史上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肯 定是茶,而不存在如我国史籍有是茶和似茶的变化。那么,我国文献 中的皋卢和苦,是非茶,主要是冬青科的大叶冬青,日本的皋芦种 是否就与我国古代所说的皋卢无关和不是引自或源于我国了呢?不是 的。日本皋卢的名物,其源于或引自我国这点,犹似铜浇铁铸,在其 全部名字或别名上,无不都一致打上了来自中国的印记。皋芦即我国 古籍所载的皋卢;唐茶,指这种茶树来自中国;苦茶、山茶和南蛮茶 等,则全部引自中国茶的俗名。所以,对于日本皋芦引自中国这点, 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学者,任谁也不怀疑的。但是,现在日本所说的 皋芦,和我们现在称之为苦丁古名皋卢的植物,清楚不是指同一内容 ,因此陈兴琰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了“日本皋卢茶的由来或出处有待 进一步研究”的看法。应该说这一看法还是极其客观的,可是有人误 以为陈先生是否定日本皋芦种源于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自己 的理解强加于人。事实上,日本的皋芦和我国史籍中所说的皋芦,除 掉是不同植物这一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方面的矛盾。
  举例来说,如日本和国外所流传的皋芦产地,就和我国史籍反映 的地区不同。如1917年荷兰植物学家科恩斯特在其著作中,其所 说的皋卢“产于中国湖北、四川、云南”三省,就和我国史籍中所指 的皋芦或苦产地不同。
  在我国早期有关皋卢的文献资料中,其所指示的皋卢产地,或称 “广州”、“南海”,或说“交趾”、“南越”,主要就是指今两广 一带。为了弄清日本和国外所说的皋芦产地与我国古代·353·茶 史初探文献记述的不一致性,笔者不但查阅了广东、广西、湖北、四 川和云南等地,还遍查了我国南方产茶各省的全部方志物产资料;发 现我国方志记载的皋卢和苦产地,和上述文献记述基本相同。即在 我国方志资料中,提及产饮皋卢、苦和苦丁的地方,也只限广东、 广西和贵州三个省区。其中以广东分布为最多,贵州仅《鑪山志》一 见。至于湖北、四川、云南和其他各省,查遍货、木、药、草这些部 分的记载,都不言有出产皋卢或苦、苦丁的。当然,方志记载有详 有略,各地植物的名字也互不相同,所以,其他省区虽然方志中没有 提及饮用苦或苦丁,并不等于不存在两广一带称为苦或苦丁之物 。但是,从日本和国外所说的皋卢产地,有意撇开我国史籍证明的两 广地区,而专言我国史志不载出产皋卢、苦的湖北、四川和云南三 省,这也表明,日本和国外所说的皋卢,与我国史籍所指产于华南的 卢、苦、苦丁,也非同一种植物。
  再从日本皋卢的别名来看,其与我国史籍皋卢的别名也不相同, 说明它也并非引自我国古代文献所说产于华南的皋卢或苦,前面已 经说及,我国皋卢一名,只是在晋以前的早期阶段上,作为“茗之别 名”,才和茶一致。日本皋卢及其别名,全部是称其为茶,因此,如 果说日本的皋芦即引之我国古籍所说的皋卢,那只有一个可能,日本 的皋芦,至少应该传引自我国晋朝以前。但是,如所周知,日本与我 国直接和密切的交往,是在隋唐二朝,一般认为,日本也是这时从我 国传去茶种和茶叶文化的。在晋以前,据中日交往的历史,日本主要 是通过今天的朝鲜与我国接触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引种茶树以 前,先从我国引种比茶树更难种植的皋卢;因此,上面所说的·45 3·茶史初探日本在晋以前先从我国引种皋卢的可能,实际也是难以 成立和不存在的。
  我国有的学者最近提到,“日本是在唐朝从我国引去皋芦的”。 但从日本皋卢的别名来看,不但显示不是引之于我国唐朝,而且与我 国文献中所说产于“南海”的整个皋芦或苦、苦丁无涉。
  如果说日本皋芦是引自我国唐朝,那么,在其名字和别名中,就 多少要反映出当时我国皋卢所存在的“似茗非茗”的性质,而部分地 采用我国当时皋卢的诸如“瓜卢”、“过罗”和“物罗”等别名,而 不会完全采用我国茶的概念和别名,又如果日本的皋卢是引自宋以后 我国文献中产于华南旧称皋卢的植物,那么,日本的皋卢,就应该采 用两广地区新的苦、和苦等称谓来作为其名字,而不称皋卢并 吸收“茶”、“苦增”及“苦蓼”等方言,来作为其又名和别名。 所以,由这些方面来说,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皋卢种,实在与我国史 籍中的皋卢、苦和苦丁无干,而是引之于我国史籍记及的皋卢产地 之外的一种未名茶树。   (三)皋卢是否是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 近接茶学界一位友人来信,谈及日本有关学者对我国有人提出的 “皋芦种是茶树原种”、“皋卢原产云南”的观点,很新奇,问我在 这方面,“有无确切的史实根据?”   其实,谁都清楚,皋卢是不是茶树原种?皋芦原产于哪里?这既 不是源于人类文明史时期,也不是什么文献记载而应该由地质年代、 化石和活体的科学鉴定才能论定的问题。如所周知,我国至少现在还 没有找到日本皋芦种这样的野生或原始树种,所以,关于皋芦茶树原 种说和原产云南说,充其量也只是讨论中的一家之言,是一种缺乏物 证和科学根据的牵强推断。举例来说,其原种说和原产云南说的主要 论据,一是所谓“博览茶史资料,历代传载皋芦种不断”,二是日本 皋芦又名“唐茶”、“南蛮茶”,南蛮“是中国古代云南之称”,所 以日本皋芦是唐朝“从中国云南的皋卢种传去的。”用这样的根据, 来证明皋芦是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岂非勉强。笔者认为,讨论如茶 树原种和原产地一类问题,文献是不会也不可能作什么具体的记载的 ,因此,引用文献资料,最多只能作些印证,而不能作为独立或主要 根据的。如果一定要借用历史记载的话,我国文献资料反映的情况, 对皋卢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说,适恰是相反的。
  照理,皋芦是不是茶树原种,与皋芦和茶的发现、利用以及名字 的早晚、先后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现在的很多茶树历史变种,决 不是在人们发现利用它们之时才演变形成的,不存在谁的历史早就被 先发现和命名的这样关系或规律。但“原种说”的提出者,却以“皋 芦即我国最先最早的茶名苦荼的回译音字”作根据,认定“皋芦是茶 树原种”。
  很明显,“原种说”的提出者,是把《尔雅》“~--:苦荼”这一 释文中的“苦荼”,当作皋芦来理解的。关于这点,本文在前面已有 说明。退一步说,即使《尔雅》中的苦荼,就算是皋芦,但这也不能 说明皋芦的发现、利用和命名,就在一般所说的茶之前。从我国古代 茶的有关名字来看,如荼、~--、荈、茗、蔎和苦荼·653·茶史初 探等等,大多都是一字或一个音节;苦荼这样用茶味来强调其特点的 复合名词,是后出的,是在荼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简而言之,茶的 名字,最早是单名,苦荼或皋芦这样二个字的双音节名字,是后来才 有的。关于单音节和双音节、多音节的名字孰先孰后的问题?我国农 史界考证、研究的一般看法是单音节的名字在先。因此,苦荼,当然 也包括皋芦,不是我国“最先最早的茶名”;所以,从茶的名字的先 后关系上,是不能得出“皋芦是茶树原种”这样结论来的。
  再从云南茶业的具体记载来看,其最先种植和饮用的,也不是皋 卢而是茶。唐朝樊绰《蛮书》,是最早提及云南产饮茶叶的一本书籍 ,其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蛮舍蛮以椒、姜、 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其治,在今普洱、思茅之间。
  这条史料反映,云南的茶事记载,一开始就称茶,而不言皋芦或 其他。如果进一步往上追溯,那么,云南文字记载之前的传说,则不 但不能说明其是皋卢的原产地,而且清楚反映,它种茶和饮茶的知识 ,也来自北土蜀地。聚居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流传有“诸葛武 侯教茶”的故事,叙说在此前“土人备受瘴气之苦”,诸葛亮率大军 到时,“教民植茶烹饮以避”。现在西双版纳的“茶王树”,相传即 系诸葛亮手植,在解放前,每年采茶之前,旧俗附近的少数民族,必 先集聚茶王树进行一次祭祀。
  唐朝云南的茶业,如《蛮书》所说,“散收,无采造法”,是比 较原始和落后的。史称我国茶业“兴于唐,盛于宋”,宋朝云南的茶 业又是怎样呢?也以银生一带为例,其时该地隶属桂林的范围,宋京 南渡以后,淮茶博马受阻,除用四川和陕南的茶叶·753·茶史初 探在甘肃与西北少数民族易茶以外,另开辟云南和西蕃易马一途。但 当时桂林用以换取蕃马的茶叶,不是取之于云南的普洱和思茅,而是 舍近求远,主要征取于广西静江,这说明云南在南宋时,其所产茶叶 也不多。从历史记载的情况看,云南茶业,主要是清朝而且是清朝后 期才较快发展起来的。所以,从云南茶业的传说和文献记载来说,也 是找不到皋卢原种说和原产云南说的任何根据的。
  云南的茶史资料,不但早期的传说和文献资料中找不到皋卢的踪 迹,就是在明清和民国期间编篡的所有方志中,也绝无皋卢和苦的 有关记载。
  笔者为了也想能够找到云南关于皋卢的记载,特地查阅了国内现 存的云南全部200多种方志的物产资料。结果,不但没有发现皋卢 或苦、苦丁这些名物,就是与其音义相近的词汇也没有找到。再三 翻阅,能够与皋卢、苦及其别名有一字音字相近的,只有这样二条 资料:一是光绪《镇雄州志》物产中的“丁木”,其二为民国《元江 志稿》中提及的“娑罗茶”。丁木是否就是广东、广西和贵州方志中 所说的“苦侗?其未载及丁木的性状和效用,很难肯定。但即使就是 指史籍中的苦或苦丁,如陈兴琰先生考证,那也是指冬青科的大叶 冬青一类植物,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茶属的真正皋芦种。至于“娑罗茶 ”,虽然也象苦一样,“摘嫩芽日干烹饮”,但由民国十一年《箇 旧县志》可证,也不属皋芦或苦,是一种“木本状之隐花植物,叶 略似蕨,丛生,干顶叶”,即一般所说的娑罗或桫椤树。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云南方志中不但不见皋卢或苦的记载 ,而且在方志中,还似乎有回避引用皋卢这一名字的·853·茶史 初探情况。
  其他一些不产饮皋卢和苦的省区方志中,如福建、湖南和四川 等地,其物产中虽无皋卢或苦之名,但在他们叙述和介绍茶树形状 时,往往沿用陆羽《茶经》的比拟,都称“其树如瓜卢”或“皋卢” ;但在云南的方志中,就不采用我国明清茶书和方志一般常用的“经 典”描述,而是另辟蹊径,不用皋卢而用别的树种来形容。如光绪《 通海县志》对茶的记述就称:“茶之树,似山茶,其色常青,味含香 气。”所以,云南的方志比其他不产皋卢或苦的省区更深一层,在 对茶树的介绍中,也是不沿用“树如皋卢”之说的。
  由上所见,云南史籍中根本没有皋卢、苦及其有关别名的记载 ,这也就表明在云南古代的语言和人们的概念中,是不存在皋卢和苦 一类的词汇和印象的。试问,根据这样的史实,怎么能得出皋卢是 茶树的原种,皋卢原产云南或西双版纳,日本皋芦种是唐朝从云南传 去的这样一些看法和结论来呢?
     (四)日本的皋芦究竟引自我国何处的何种植物 前面笔者的考证认为,日本皋芦种与我国史籍所说产于两广的皋 卢或苦无关,云南的全部文献资料也表明,我国皋卢的有关记载,不 能证明其即是茶树原种和原产云南。那么,日本的皋芦种到底引自我 国的哪里又是哪种植物呢?笔者在查阅和分析了我国南方各省的全部 方志茶史资料以后,认为·953·茶史初探日本的皋芦种很可能是 在我国清朝初年,由福建引去的一种未名茶树。
  有人或许会说,“你可能是因为见到日本皋芦种近似我国福建茶 树品种安溪的佛手种才这样说的”。这的确也是我提出这一看法的一 个理由或根据。因为日本的皋芦种与安溪佛手种虽在染色体上略有差 别,但其形态上的相似性,多少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有某种同宗共源的 关系。不过,笔者提出日本皋芦种引自我国福建的看法,主要还是根 据以下这些史实:1.福建是我国茶树品种资源最多的省分。从文献 记载来说,福建自古至今,由于其自然环境特别适宜茶树的发育、生 长,故如古籍所赞,其地“茶品自佳,茶种自多”。另外,福建虽说 地偏东南,但历来有爱花和重视选育、引进茶树良种的传统。以方志 所载的情况来说,福建的茶花中,除本地所出的山茶以外,还有蜀茶 、滇茶、大理茶之名,在引种这些地方山茶的过程中,难说不同时引 种当地的一些茶树良种。据康熙《清流县志》记载,清流历史上著名 的“名山茶”,就是“顺治初年,由江南僧人至清”带来的茶种发展 起来的。所以,福建也是我国从外地引种茶树较多的一个省分。因为 这样,福建特别是武夷山区,保存和汇集了我国最多的茶树品种资源 。
  以武夷的情况为例。据民国初年蒋希召在他的一部笔记中记称, 当时武夷山区的茶树品种,多达有近千种。其载:“茶之品类,大别 为四种。曰小种,其最下者也,高不过尺余;……曰名种,价倍于小 种;曰奇种,价又倍之,乌龙、水仙与奇种等;……曰上奇种,则皆 百年以上老树,……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又称:“武夷各岩所 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063·茶史初探红袍、金 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毛猴、柳条;马 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 、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 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尧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 等,名目诡异,统计全山,将达千种。”
  说“千种”,这是夸大,其实在上引的这些名目中,有一部分只 是茶名,不是茶树品种。但是,就从这一史料来看,也足以说明福建 历史上茶树品种的众多。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福建的绝大多数茶树品种的名称,都 是在清朝中后期以后才命名的。如“水仙茶”,原名为“祝仙茶”, 就是道光年间建瓯一农民在樵山时偶然发现繁殖起来的。至于安溪佛 手种,更迟至光绪年间还未见记载。   2.清初福建和日本有交换茶科植物的历史。在福建各地的明朝 方志中,其物产“山茶”条下,只有“蜀茶”和“滇茶”这样的记载 。至康熙以后福建和台湾的一些府志、县志中,就出现了“番茶”、 “洋茶”和“日本茶”等一类新的名目。这些名字虽各不相同,但如 《连江县志》所说:“番茶,亦谓之洋茶,以出自日本外洋附海舶而 至故名”,实际所说为一,都是指日本舶来的山茶。   由福建的一些县志看,其所载的番茶,洋茶的品目,有多至十余 种最多达到20多种;说明日本和福建、台湾交换山茶的活动,持续 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对此笔者也略事考证,日本运来他们的山茶,从 福建带回日本所没有的山茶和茶科植物,其开始大致在康熙初年。如 康熙《漳州府志》载:“洋茶出日本,种类多,二十年来漳中始有之 。”康熙台湾《诸罗县志》也载:·163·茶史初探“洋茶来自日 本,种类甚多,近始有之。”这表明日本山茶传诸福建、台湾的时间 基本一致,大致都在康熙初年。当然,日本和我国福建、台湾这时的 贸易决不限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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